寇准是什么样的人？与他同时的宰相毕士安说“寇准是正直、有大节的人”，“他做事情只考虑是否对国家有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对自己要求严格，都遵循，所以嫉恶如仇”（《宋史》卷二百八十一《毕士安传》）。寇准是什么样的人？与他同时的宰相毕士安说“寇准是正直、有大节的人”，“他做事情只考虑是否对国家有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对自己要求严格，都遵循，所以嫉恶如仇”（《宋史》卷二百八十一《毕士安传》）。
比寇准小一辈的家范仲淹（989—1052年）说他是天下中的“大忠之臣”（范仲淹《杨文公写真赞》，《范文正公集》卷五）。什么叫“大忠”？“大忠”就是对江山和天下的忠诚！与“大忠”相对的，是“小忠”，“小忠”是对个人的忠诚。“小忠”说话、办事，时事都要顺着个人的意思；“小忠”对，永远躬着身子、仰着头、满脸堆笑，以45度角仰视之。“大忠”对，是平视的，甚至是俯视的，他们的所占据的比个人高，“大忠”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永远是、社会稳定、民生幸福。如果错了，“小忠”会跟着他走，“大忠”则会豁出身家性命来，努力把拉回到正确的道上来。
这样的一个寇准，是不招人喜欢的。看见他都紧张，心里有鬼的官员听见寇准要上殿，两条大腿直哆嗦。然而，这样的一个寇准，却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国家命运。
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辽承天皇太后与圣率领几十万大军南下侵宋，很快就越过边境线，推进到黄岸，直接到首都开封。形势危急，五封加急战报连抵开封。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战时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帮助确立了正确的应敌策略——亲征。
御前会议上，寇准提出，必须亲征，到前线去。既然辽朝的皇太后和都来了，那么宋朝的最高领导人也没有理由！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勇气，胆看出了内心的恐惧，主张南逃来避敌锋芒，更多的人在观望，而真则报以长时间的沉默。宝贵的时间一点一点逝去，对敌大策悬而未决，真却站起身来，想要起驾回宫，用拖延来逃避责任。怎么办？如果的胆怯，那必然是“大势去矣”。辽朝大兵压境，本来就惶惶，倘若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进了宫，那么，那帮胆小的大臣回到家的头一件事必定就是行李、送走妻儿，到时候，开封城必然会四起、社会动荡。而宋朝实行的是“更戍法”，边境上没有长期驻军，守军大部分都是从开封派去，轮流守边的。他们的家属都在开封，开封一乱，还有谁会奋勇作战呢？！可以怕，但不能躲，不能逃！危急关头，寇准果断上前，拦住真，引导他重新落座，终于商定了亲征大计。
“亲征”大计已定，然而，真要实现又谈何容易！调兵遣将已毕，亲征大军即将启程，开封的星象爱好者却从天上读到了一些特殊的信息：，亲征不利。一时间，暗流涌动，摇荡。这哪里是？分明是胆们在迎合的胆怯。当此之时，两位宰相毕世安和寇准展现了：毕世安病重，无法扈从，表示愿用生命来承当的预言，因为传来的信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那便是“大臣死亡”。毕世安发誓用生命来粉碎“亲征不利”的预言，而寇准则引导着真踏上了亲征。
漫漫亲征，胆在不断制造“逃跑”的噪音，随之左摇右摆，而寇准就像是巍巍高山，亲征线不，终于把“推送”到了前线。
亲征的预定目的地是横跨在黄河上的城市——澶州，从开封到澶州，是五天的行程。两天之后，亲征大军抵达韦城，距离澶州只有两天的程了。真却停下了亲征的脚步，在韦城逗留了整整两天。的护驾军队尚未及时赶到，而契丹主力正在距离澶州只有140华里的大名。真感到了恐惧，而这种恐惧迅速成逃跑的论调。
身边的女人说：“那帮大臣要把官家带到哪儿去呀？为什么还不赶紧回京师呢？！”真当面问寇准：“南巡如何？”南巡，去金陵，其实就是逃跑的雅称。
寇准感到无比的，他说：“给陛下出这个主意的人，说话简直就像老头和女人一样胆小。现在敌人在步步紧逼，天下惶惶，陛下只能进尺，退一寸都不行。守军，正日日夜夜盼望着的銮驾，皇上一到，必然是士气百倍。倘若陛下往回走，不用多了，几步就行，必然是万众！到时候，敌人乘势进攻，陛下就是想去金陵也到不了了！”
为了真，寇准请出了老将高琼。高琼提醒真：“随驾军士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师开封，他们肯定不愿意丢下妻儿老小往南方去，如果陛下往南走，那他们半上就都跑光了。陛下还是赶快驾幸澶州吧！我们都愿意，破敌不是难事！”
磕磕绊绊，几经周折，寇准终于把他的带到了亲征的目的地——澶州。在最后关头，真的胆怯病再度发作。澶州南北两城，跨河而立，中间以浮桥相连。真到了南城，便自以为功德，打算到此为止。这实在是胆小之极也可笑之极。南城和北城，就隔着一条封冻了的黄河，安全程度能强到哪里？躲在南城以策万全，不过是虚假的心理安慰罢了。然而，渡河还是不渡河，对于士气、的影响，却是天差地别。渡河是寇准的既定方针。既然都到河边了，焉能不过！
寇准请求真过河，驾幸澶州北城，他说：“陛下不过河，（那就是说明仍然不安全，朝廷对还是没信心），老百姓的心就还是惶惶的，对敌人也不能有效，不足以立威决胜。而且，各地来勤王护驾的军队正在陆续赶到，您还担心什么呢？”
老将高琼坚定地站在寇准一边，说：“陛下要是不到北城，老百姓就像没了爹妈一样（无依无靠）。”枢密院副长官冯拯嫌高琼说话粗俗。高琼大怒，反唇相讥：“敌人的骑兵布满了原野，大人为什么不赋一首诗来退敌呢？”
真终于过了黄河，登上澶州北城的门楼，在黄边、澶州城最高的地方竖起了黄龙旗。十几万大军山呼，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震得辽兵。亲征鼓舞了士气，改变了宋朝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
最终，宋辽双方通过谈判达成了共存双赢的和平协议，开始了一段长达120年的和平交往时期，没有人会否认寇准对于宋辽和平的缔造之功。范仲淹赞美他：“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社，天下谓之大忠！”54年之后，王安石（1021—1086年）出使契丹，途径澶州，抚今追昔，写诗他：“欢盟以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莱公是寇准的封爵。
就长远的历史贡献而言，“大忠”当然大于“小忠”。然而，就个人的前途而言，“大忠”所冒的风险则要比“小忠”大得多。范仲淹、王安石都是寇准在上的后辈，范仲淹比寇准小27岁，王安石小59岁。在范、王的心目中，寇准是偶像级家。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景德元年（1004年）的亲征已经定格成为历史，时间洗磨了细节，凸出了轮廓，亲征的意义、寇准的贡献都已经成为，所以范仲淹会说“天下谓之‘大忠’”，王安石会说“丞相莱公功第一”。但是，当我们试着回到当年亲征的现场，就会明白，寇准之“左右天子”是甘冒了怎样的风险。
寇准最大的风险，当然是对的和得罪。他在逼着做不情愿做的事情；当真几次犯犹豫的时候，寇准都毫不留情地予以了尖锐的。这些做法，会给真的心理造成怎样的影响？真本来就觉得寇准这个人脾气不好、比较骄傲；亲征上的直接冲突，必然会“坐实”真对寇准的负面印象，加深真对寇准的“不喜欢”。而这种不喜欢，在危机过后，是很有可能对寇准造成巨烦的。
寇准的另外一重风险，来自他对真身边“逃派”人士的打击。寇准对“逃派”人士的，是火药味十足的。比如，他说过“那些主张陛下逃跑的人都该砍头”。而这些“逃派”人士都是谁呢？他们有副宰相一级的，有身边心爱的女人。大敌当前，这些人可以把对寇准的暂时藏在心里，但是，一旦形势好转，这些人就会把的冷箭放出来。
从开封到澶州，7天300里，漫漫亲征，寇准把和国家带上了正轨，带向了胜利，也在自己未来的上挖了坑、埋了雷。那么，这些“坑”和“雷”是否可以避免呢？比如，寇准能不能调整他对真说话的语气？当他提到那些“逃派”人士时，他能不能用词客气一些、语气委婉一些呢？想来想去，答案仍然是“不能”。行大事者不顾小利，如果寇准能够想到这些细节问题，那他就根本不可能把带到澶州了。当的想法和江山的安危发生冲突的时候，作为“大忠”，寇准只能站在江山这边，得罪和他身边的“小忠”无可避免，而此后的风险也必须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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