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大田，1949年出生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原湖南省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 湖南省城市雕塑工作室创作员 1984年，
四件作品参加第六届全国美展，其中油画《根》荣获银（中国美术馆收藏）;油画《生命》荣获优秀作品（中国美术馆收藏）。
1987年 ，雕塑《开先锋》立于湘西自治州（5.5米高，青铜）， 1988年 ，油画《老屋
我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的地方，是一个社办茶场。初到时，这里条件十分简陋，每间土砖房里设三床住六人，于是每人便有一床友。
贺大田就是我的同床。但这不是一件太爽的事。他从无叠被子的习惯，甚至不洗澡没洗脚就往床上钻，总是弄得床单上泥沙哗啦啦地丰富。这都不说了。早上被队长的哨音惊醒，忙乱之下，同室者的农具总是被他顺手牵羊，帽子、鞋子、裤子、衬衣也说不定到了他的身上，用蚊帐擦脸或用衬衣擦鞋的应急行为更是在所难免。好在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像样的行头，时间一长，穿乱了也就穿乱了，抓错了也就抓错了，不都是几件破东西么，主义就是不分你我的。
我穿上他的红色背心，发现衣角有大大的“公用”二字。其实不是“公用”，是“大田”的艺术体和圆章形，“大”字一圆就像“公”，“田”字一圆就像“用”。这种威武醒目的联署双章盖满他的背心、短裤、衬衣、被单、毛巾、球鞋、袜子、袖套、书包以及一切纺织品，显然是老母的良苦用心所在怕他丢三拉四，也怕他错认了人家的衣物，所以才到处下针扎线标注物主。这位老母肯定没想到，再严密的产权在茶场里依然无效，而且字体艺术纯属弄巧成拙，使产权成了产权，大家一致认定那两个字就是“公用”，只能这样认，必须这么认，因此取用时全都心安理得。几个衣衫更破烂的农民，也常常兴冲冲地来“公用”一下来自城里的鞋帽。
大田看见我身上的背心，看看别人头上的帽和脚下的鞋，觉得“公用”二字都颇为眼熟，但看看自己身上不知来处的衣物，也就没法吭声了。
他只是讨厌别人叫他“贺公用”，似乎“公用”只能与公共厕所一类相联系，充其量只能派给小马夫、狗腿子、虾兵蟹将那一类角色。用他的话来说，他是艺术家，将来见到伯爵、公主、总统都可以眼睛向上翻的。你不信吗？你怎么不承认事实呢？他眼下就可以用小提琴拉出柴可夫斯基，就可以踮脚跳出芭蕾舞中的男一号，还可以憋一下嗓门在浴室里唱出金属般的鼻窦高位共鸣，放在哪个艺术院团都是前途的。何况他还是雕塑家的后代，吃奶的时候就开始搞创作，挂尿布的时候就有灵感，虽然愧为中学留级生，数学成绩不大好，但油画、水彩画、钢笔画、雕塑等统统无师自通和出手不凡，就算用臭烘烘的脚丫子来画，也比那些学院派的笨猪不知要强多少倍。他怎么能被你们吆三喝四地“公用”？
农友们不大相信他的天才，从他的蓬头垢面看不出多少非凡之处，从他经常借饭票或讨酸菜的窘态也看不出多大前程，于是他的工作变得十分。他得，得比划，得举例，得找证人，得赌咒发誓，得一次次耐心地从头再来，从而让伙伴们，特别是那些老年或少年的农民，明白小提琴是怎么回事，芭蕾舞是怎么回事，他的超专业水准到底是什么意思。更重要的是，他得让大家明白，为什么艺术比猪仔和红薯更重要、更伟大、更珍贵，为什么画册上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那些老，比县上的王要有用得多。实在说不通的时候，他的还不得不辅以拳头：有个农家小后生一再冲着他做鬼脸，一直县上的王更有用，能批来化肥和救灾款，相比之下你那些画册算个屁呵。这个“屁”字让贺大田气不打一处来，一时无法可说，只得上前去一个蒙古式大背包，把对方狠狠摔在在茶地里，哎哟哎哟直叫唤。
“真是没文化。”贺大田抹一抹头发，大概有黄钟毁弃明珠暗投的一腔悲愤，眼睁睁地看着对方找干部去了。
这就是队长、场长后来经常他的话。据说场长一气之下还煽过他一耳光，两人因此相加恶斗一场，最终只能由更上级的干部来排解纠纷。此事的难以查实，大家知道的只是，考虑到他屡教不改顽劣成性，考虑到他每次上地都制造影响农活进度，场部决定对这个严加隔离：单独划一块地给他，尽量减少他与他人的来往。
集体出工的茶园里少了大田，还真是少了油盐，日子过得过于平淡乏味。没人唱歌，没人跳舞，没人吹牛皮，也没有哄堂大笑和激烈了，锄头和粪桶都重了不少，日影也移动得特别慢。“那个呆子呢？”有人会冷不防地脱口而出。于是大家同生一丝遗憾，遥望对面山上一粒小小的人影，那个奇怪的单干户。那家伙也太舒服了吧？要就得在群众监督下，怎么能让他一个人自在？这不是让他逃避么？我们要声讨他，他也听不到呵。快看，他又走了，又走了，今天一上午就歇过好几回了大家愤愤干部们的，对隔离措施深为不满。
被隔离的那件公用之物倒满不在乎，甚至有点如鱼得水的劲头，不时送来远远的几嗓子京剧或一声快意的吆喝，就是证明。据说他大半时间用于拉琴和画画，甚至躺在树阴下呼呼睡觉，但干部们没法生气和惩罚的是，他的单干任务完成得足斤足两，原因是他竟然结交了附近一伙农家孩子，还有几位妇女，让他们热火朝天地为他代工。他的回报就是在纸片上画一画，给孩子们画画坦克、飞机、老虎、古代将军什么的，给妇女们画画牡丹、荷莲、嫦娥、什么的对于他来说都是小菜一碟。他的刺绣指导，据说还赢得了大嫂小姨们的满心。
有一段时间，附近村里的某些干部发现了这位天才，还来茶场里要求换工，以劳力补偿为代价，换他去村里制作墙上的画像和语录牌，把他奉为丹青高手，宣传大师，完成任务的救星，总是用好鱼好肉加以款待。
肯定是发现他这一段单干下来皮肤变白了，嘴里透出鱼鲜肉香的食嗝更是可恶，场长后来地说：“别看他会画几笔，将来肯定是个盗窃犯！”
场长说：“暂时还没有。不过你能他明天不偷，后天不偷？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首先就要把他关起来！”
我们没有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打，没法印证场长的火眼金睛明察秋毫。我们也没有等到主义的实现，同样没法印证场长关于将来餐餐有酱油、吃饭不要钱、上山砍柴可以坐飞机的预言。我们只是等来了日复一日的困乏、饥馋、脚上的伤口、眼里的红丝、蚊虫的狂叮乱咬、以及大清早令惊肉跳的出工哨音。不过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疲惫岁月里仍深藏着。坊间的诸多传说是：有一位知青从不不用左手干活，总是把那纤纤玉手在手套里，哪怕这使他的工分比别人少了一大截。他私下的解释是：如果他的左手伤了，指头不了，国际小提琴帕格尼尼大就拿不到了呵。这话足以让人吓一跳。另一位知青听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竟跑到屋后的柴山里大哭一场。别人问这是何故，他说人家抢在他前面把这件事做了，占上先机了，他的十年科研计划就全打乱啦。这话更是让人吓一跳。贺大田只是个初中毕业生，还不至于牛成这样，但也曾谱出一部《伟大的贺大田畅想曲》，又有快板又有慢板，又有三拍又有四拍，又有独唱又有齐唱，乐队配器十分复杂，铿锵铜管和妙曼竖琴一起上阵，把自己未来的伟大之处百般讴歌了一番，让我们听得一个个笑翻。
当时我们坐在小河边，在血色夕阳的映照之下。我已经离开了茶场，转到了附近的一个生产大队。他也离开了茶场，去了另一个生产大队那里的党支部姓梁，是个软心肠，见这一个城里娃娃老是横遭呵责，很同情他，觉得他既没偷猪也没偷牛，既没有偷谷米也没有偷棉花，凭什么说他将来定是盗窃犯？凭着自己老劳模的一份权威，这位要他把行李打成包，扛上肩，跟着走，颇有一点接纳和难民的豪气。这样，贺大田从此就落户梁家，与梁家小弟同睡一室，干什么都有大哥罩着，显得与快乐了许多。在农忙季节，我们常常忙得两头不见天，好像手脚都不是自己的了。他倒好，翻一两座小山，过几条溪水，在田野里拉一的小提琴，来我们的知青点串门玩耍。
夜色越来越浓了。我们啃着生红薯，谈得各自的新生活，谈着将来要做的这件事和那件事，包括要狠狠地一顿吃上十个肉包子，包括学会使用火箭筒和美式直升机，也包括要在这穷乡僻壤苦斗下去，直到自己的艺术作品名满天下的那一天。我们用各种幻想来给青春的岁月镇痛。
多少年后，我再次经过这条小河，看到当年的小石桥。河水仍在哗哗流响，茅草已经封掩面，多年前的余音似乎还在耳边萦绕。我已久不知大田的踪迹，只知道他回城后当上了剧团美工，又移居国外多年，然后再一度杀回的798，到底干了些什么，不是特别的清楚。凭着老同学们的一点道听途说，还有网上的零星信息，我也不大能理解他后来的那些据说国内外的装置艺术和行为艺术，包括给汽车发动机做的拓片，用实物和图画组合的几十张木门，还有那个又开窗又开门又安装复杂电的青花大瓷罐显然，世界已经大变，我已经成了一个跟不上当代艺术潮流的老土，缺乏足够的知识和感觉力，在他的艺术面前只有可疑的兴奋和可疑的犹豫，差不多就是装模作样。有一次，我说眼下的艺术越来越依赖技术，越来越像技术，一个个画家都成了工程师，成了工程集团公司。他认真地说，这正是我追求的方向呵！他这一说我就明白了当然也更不明白了。
我能知道的，是他的老梁大哥已经去逝。梁家弟弟也一年年见老，每次见到我都陌生一回，需要我从老态中努力辨出往日的容颜，然后恍然大悟地呵上一声。我相信，我也在他的眼中一格一格地跳进和切换，不再是当年的模样。我们一起喝酒，胡乱聊天，当然会谈到大田，我们共同的朋友。梁家弟弟高兴地说，他早就知道大田一定会不同凡响的，当年他是那样的好学，每天收工回家都要画呀画的；当年他是那样，自己衣袋里的几个钱都给了困难户或者穷弟兄们，一掏就是倾囊而出；当年他还是那样的刻苦耐劳，炎炎烈日下在水田里抢收稻子，草帽也不戴一顶，光着膀子上阵，晒得像个非洲黑人光这一身黑皮就吓得乡亲们非把劳动模范的状塞到他手里不可，即便他的工效并不高。打禾时把谷粒遗漏了不少，栽菜时把菜苗踩死了不少。梁家弟弟的记忆不一定准确，比方一个为赌赢几斤猪肉而生吃野坟残骨的故事，似乎是另一个知青的故事，也安在大田的头上了。还有一个挑运树木时与镇上打出手的故事，似乎也是另一个知青的逸闻，同样挂在了大田的名下。我怀疑他是想得太多，思念得太多，于是虚实交杂脑子里一片混沌就像他一对深度近视眼镜片那样模糊不清。
“是吗？是吗？”他兴高采烈得搔首挠腮，“等秋收完了，我打一点好糯谷，攒一筐好鸡蛋，你就带我去找他，同他好好地耍一耍。呵？”
“好呵，好呵”我只能含糊其辞，“你来找我吧”因为我也不知大田眼下在哪里，不知怎样才能找到他。他在？在？在威尼斯？在东非的哪片密林或印度的哪个窑场？我没有他的联系地址，曾经要来的一个电子邮箱，如同一个黑洞，从来没有出现什么回复。也曾经要来了一个手机号码，但每次打过去都关机，也许那累赘的玩意儿早已被他遗失多时。我只知道他偶尔会冷不防地在我面前冒出来，随便吃块馒头或嚼点剩饭也行，手舞足蹈说一些趣事，然后落下他的一串钥匙，或揣走我的一付墨镜，再次消失在永无定准的旅途中。也许，他确实是一个“公用”的大地之子，一个没有家乡也没有国籍的流浪汉，一个没法问候也没法告别的人，一种从不需要朋友但能处处交上朋友一大堆的广谱活血舒心妙药，在任何地方都随遇而安，却也来去无踪。他的公益性在于永远播撒青春，在于永远无忧无虑，永远信心百倍，永远给人以梦想和希望的金色阳光。如果他没有成为再世的拉斐尔、达·芬奇、米开郎基罗，那并不要紧，他至少给每一个相逢者留下了快乐的片刻。我相信，哪怕他哪一天穷得身无分文了，他也能用吉它弹出《伟大的贺大田畅想曲》一类，让街头小乞丐们笑逐颜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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